这是一场全民大考，每项考题，都没有选择的可能性

 《教育》杂志驻黔首席记者  胡政

  原载《教育》杂志2008年7月上旬刊

2008年7月3日至5日，当来自川、甘两省重灾区62个区县的学生们走进高考考场，开卷之前，不知道他们有否想到，也许应该自觉起立——默哀——为了50天前的“5.12”国难，以及在这场灾难中逝去的本来要与他们同桌竞争的同龄伙伴。也许天堂里没有高考，这些伙伴们的愿望，已经永远地定格在了那悲惨的一天！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力。多少年来，每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我们遗忘；多少朋友，刚一谋面便和我们分离；多少影像，刚一闪现便被我们埋葬……考场之内，考生们专注于一场关乎长远的命运答辩；考场之外，我们则有必要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反思。

也许被忽略的考题

今年的全国高考，并没有这么一道考题：灾难面前，如何尽量确保生命安全？

也许，这是一个十分难于回答的题目吧。

十多年前，当笔者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书包里的教材，除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和生物，再没别的什么东西（许是想不起来）。那时候，属于纯应试教育的时代，没有安全教育一说。

而今天的初中高中学生，同样缺乏实质性的安全教育。相对安稳的学习和生活，使得人们不知“灾难”为何物；十多年的教育变迁，虽然有了不少进步，但依然忘却了告诫学生们，随时给自己的“安全”评比一下分数。于是乎，当8.0级的汶川大地震骤然爆发，我们的第一行为往往就是跳楼。这样的反应在地震频发的日本是不可理喻的——在日本，从小学生开始就不断普及地震避难训练——如果地震骤发，日本小学生的第一行为便是抱头钻到桌子下面，而绝不是跳楼。

在中国，避难训练跟种类繁多的“应急预案”一样被束之高阁，民众对此知之甚少。由于缺乏基本的防震意识和行为演练，地震中的我们——特别是学生们——往往手足无措脆弱无助。这样的表现无疑助长了地震灾难的毁害力度。

学校垮塌，师生殒命——地震中逝去的孩子，多半都是学生，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都江堰，在绵竹，在什邡……最先倒下的建筑，多半都是学校。这不仅让人困惑，也让人愤怒，因为这些孩子，原本是共和国的希望和未来。

然而，并非所有的悲剧都不可避免。在紧邻北川的安县，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也惨遭重创，然而该县的桑枣中学，竟是一所没被“震倒”的学校。那幢被多次加固过的“豆腐渣”教学楼，4年来坚持组织学生紧急疏散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了操场。

也许，桑枣中学用事实告诉我们：灾难中也有奇迹发生。如果，我们从小教会学生认识“灾难”，也许逃生现场不会如此慌乱；如果，我们从小教会学生自救，也许更多幼小的生命不致凋零；如果，我们多建造一些桑枣中学那样的教学楼，也许还有更多奇迹产生。

当然，“安全”之所以被遗忘，也许有其现实的因素。因为我们知之甚少的大地震，发生在32年前的唐山，似乎与我们相去甚远。可以说，30多年来，我们根本没有做好承受另一场巨大灾难的思想准备。所以，当灾难瞬间降临，当我们在瞬间失去数万同胞，谁也无法言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和阵痛。

悲壮的消亡已经刺醒我们，物质力量的强大并不足恃。当巨大的石块从天而降，像炮弹一样毁灭座座高楼，我们幡然发现，钢筋水泥铸就的堡垒其实并非真的固若金汤；当雄壮的山川瞬间塌陷，像海水一样湮没座座村庄，我们方才懊悔，对这些垮塌的大山，我们曾经索取无度，却又缺乏必要的怜惜。

教科书总把人类的力量描写得无穷无尽，因为它出自人类本身；人类的力量永远不能战胜自然，因为人类源于自然。我们即便满腔学识，也不可能是挑战自然的胜利者。

被强化的国民素质

时道变得艰难，人性变得真实。

如果说，从年初雪灾到四川大地震，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一场考验，那么我们从这场考验中真正认识了自己。灾难一次比一次惨烈，而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一次比一次深刻。谁高贵了，谁贱微了，谁永垂了，谁遗臭了，在这场灾难中都得到了最直观的评判。

泪眼之间，原始的良知得以复苏；废墟之上，纯真的人性傲然挺立。可以说，大地震震落了我们心灵上厚积的尘垢，也震碎了我们隐饰日久的面具。我们突然发现，在未知的自然灾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不要心存侥幸自诩优越，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尊重和爱，每一个人都值得你扶持和安慰，每一个人都值得你信任和拥抱。

我们也发现，灾难面前，我们曾经的冷漠，曾经的骄矜，曾经的轻狂，曾经的邪念，曾经的怨仇，曾经的一切阴暗思绪，都瞬间被爱的激情所湮没。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情同手足，我们艰难携手，在废墟之上毅然同行。

更多的时候，生命消失了，精神却存留了下来。掀开德阳市东汽中学的瓦砾，我们看见了那个用孱弱之躯撑起千斤预制板、牺牲自己而救下四名学生的谭千秋老师；而在汶川县映秀小学的废墟旁，我们也看见了那个牺牲自己、帮助同学撤离的少先队长——藏族小姑娘邹雯。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学生，老师……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都义无返顾的选择倒下自己。

更多的时候，身体已经不再完整，但精神却变得完美无缺。在灾难的外围——广州越秀区华乐街支援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现场，一名无法直立行走的乞讨者来到了捐款箱前，把仅有的30多元钱投了进去。两天后，这名乞讨者再次向灾区同胞伸出援手，捐出了身上仅剩的10元零钞。而同样感人的一幕，也曾在贵州省兴义市委礼堂上演，一对下肢瘫痪的父子，撑着自制的小木手凳靠近捐款箱，掏出了一叠皱巴巴的钞票……这些可爱的残疾人，他们此生已经无法站立，然而在灾难面前，他们比站立着的我们还要高大。

这些平凡人的一举一动，折射出了特定时期被强化了的国民素质。而这些生动的现实教例，兴许比教科书上的读本更具教育价值。我们的学生不仅应该通过教科书寻求更高的分数，还应该通过历史灾难感知人性向善的庄严。天无分东西，地无分南北，所有的人都应该向善良的人性低头；人无分老幼，亦无分贵贱，更应该通过灾难中残疾人们的实际行动，重新认识自以为简单得不值一提的“普世价值”。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而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一起悲恸，我们一起坚强。我们一起捐献了，我们一起志愿了。这个民族需要宣扬很多民粹性的东西，比如坚强，比如善良，比如团结；也需要重塑许多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诚信，比如理性，比如责任。

这是一场全民大考，每项考题，都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唯有坚强，唯有自信，唯有友爱，唯有前行。

理想永远不会破灭

“这里好黑，寂静得只剩下希望的声音。我在哪里？家人在哪里？/路途好难，崎岖得只剩下跋涉的声音。你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在寻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会坚持到你看到我……你相信我会来，你知道我在寻找你；/我正拼命赶来，你要坚持到我看到你。”

一首《相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震撼着我们的心灵。80多位将军和11万人民子弟兵冒着生命危险徒步深入灾难一线，同样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由此相信，再大的灾难都将成为过去；我们也由此坚信，坍塌的家园会重新挺立。因为我们温暖的内心，饱含着全国人民的深情。

冒着余震，踩着瓦砾碎石，穿过残垣断壁和摇摇欲倾的楼房，站在危机四伏的废墟之上，总书记胡锦涛就这样出现在了灾区同胞们的面前。指挥若定，慈祥亲民，坚定刚毅——这，就是以总书记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领袖们。他们，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更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灵魂核心。

来到灾难现场的，当然还有13亿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13亿人的眼泪流在一起，13亿人的爱心同时涌动，13亿人的援手一齐伸出，13亿人在共同努力。一个献血的呼吁，竟然造成全国多个城市交通堵塞；一台“爱的奉献”文艺晚会，立马就能募捐到15亿多善款。正如某知名媒体的评论所言，这场新的抗战正铸就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质。

患难见真情。灾难当中的我们其实并不孤独，俄罗斯人来了、日本人来了、韩国人来了、新加坡人也来了……为了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难关，国际老朋友巴基斯坦甚至几乎倾尽所有，搬光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而北京时间5月19日14时28分，正当全中国为汶川地震遇难者默哀时，平壤上空也响起了警报声——事前没有任何公开的宣布，朝鲜人民默默地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罹难者的深切哀悼。

境外媒体纷纷评价说，面对大自然仓然给出的难题，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而作为2008年的中国人，我们则深刻地感受着这场大考的特殊意义——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百感交集，我们不仅必须跨过这道关口，更要努力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涅磐，否极泰来。

当然，灾难无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但灾难本身也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没有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帆风顺的。一个民族只有善于从灾难中学习，方能更快发展和繁荣强盛。多难兴邦，老祖宗早就为我们总结了这条经验。

5月31日，胡总书记在陕西省宁强县一个简易防震棚内，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六个大字，大国理想由此再次激荡在国人心中。理想永远不会破灭，这无疑是总书记给予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暗示。

而现在，来自川、甘两省重灾区62个区县延期高考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如期而至的高考。也许，面对漫长且修远的未来之路，这些处于特殊环境中的考生们与国人一道，理想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而我们只能期望，无论结果如何，各位考生都能大步前行。

一个考生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87岁老母亲步行百里探望入狱逆子

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玉华 文/图

她已经87岁，到了衰老的时候，但当她得知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入狱后，她以最原始的方式，步行近百里地去看他。这个一生贫苦、没识过字的老妇人，背着馒头、西瓜和鸡蛋，一天内来回走了近两百里地，只为短短半个小时的探视——

赵巧云许多时候已经开始犯迷糊。蒲扇刚刚还拿在手上，可出去收了趟晒在院里的被子，就记不起搁哪儿了。蓝头巾前一天明明还在床头，第二天不知怎么到鸡窝上了。自己10个孩子的名字，她也甚至记不全。她已经87岁，渐渐“迷了，老了”，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有个念头在她心里却一直很清晰——她想念儿子。

　　6月，她收到周口监狱的一封来信。邻居对着不识字、耳朵又背的老太太，足足喊了10多分钟，才让她明白，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罪入狱了。

　　这是大儿子第三次入狱，她并不太吃惊。“彪儿(大儿子乳名)打小都不学好。可好儿子，赖儿子，都是俺儿子。”她这样对村里人说。

　　因为不知道儿子在监狱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穿暖，她决定去看望她的“彪儿”。她一点不清楚，从她家所在的河南省太康县大许寨乡黄寺村到周口监狱到底有多远，究竟要过几座桥，穿几个村，经几个县。她只知道，她得去看“彪儿”。

　　等两只母鸡下了8只鸡蛋，她决定上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出远门，包括住在附近的小儿子。临走前一天，她亲手蒸了10多个馒头，又拿麦子换了两个西瓜，还用手团了4个酱豆饼，统统装进一只编织袋。

　　7月10日，天刚麻麻亮，赵巧云就准备出发。她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因为床头裸露着指针和电池的钟，已经好几年不走了。她从床边的红绳子上扯下一件旧得看不出底色的衣服，套上她瘦小的身板，又穿上一双带绊儿的绣花黑布鞋。她揣上几乎所有的积蓄，总共85元，这其中“还有一张是50元的大票子”。她把那只编织袋扛在背后，然后动身了。她打算走着去监狱，因为舍不得一出门就花钱。“老了，赚不来钱，一分钱看得跟磨盘一样大。”她总这样唠叨。

　　方圆数十里地，她很熟。年轻时，她在周围讨过饭，所以“路感”很好，甚至还能分出“南北”。但走出这片地后，她就迷路了，只好拿着监狱的来信四处问路，问路边开小店的，问豆子地里正在干活儿的农人，还不时拦下骑自行车的汉子。她不停地走，饿了，就从编织袋里掏出馒头，边啃边赶路。渴了，就去路边人家讨水。尽管两个小西瓜在背上滚来滚去，可她舍不得吃。

　　她固执地想：“那就该是给儿子的。”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还有多远。她只是不停地走，就像出嫁前“淹三年、旱三年、蝗三年”那会儿，她跟母亲四处逃荒，走的路看不到头。

　　天越来越热，衣服湿透了，湿裤脚裹在腿上，害得她好几次都险些摔跤。脚上没有穿袜子，鞋浸着汗，一走就“咯吱咯吱”响。编织袋像雨布一样贴在背上，越来越沉。她不得不一次次歇下来，找一棵树，贴着树干蹲下，再脱下鞋，塞在屁股下，最后坐踏实。不过她很克制，歇不了一会儿，就又站起来走，因为怕“歇久了，腿软了，站不起来”。身上经常汗津津地发痒，她就在树上蹭蹭。

　　“跟牲口一样。”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她要去看望的“彪儿”，是她10个孩子中活下来的4个孩子之一。大女儿嫁到了河北，在她看来是孩子们中生活最好的，“生意做得大，发了大财，一年能赚一两万呢”。小女儿嫁在同村，如今在温州打工讨生计。快50岁的小儿子是个泥瓦匠，家里日子也紧巴。唯独大儿子最让她操心，也没少挨她打。村里人总能见到80多岁的母亲举着棍子、拿着鞋子追着60多岁的儿子打。前些年大儿子常年不回家，回一次，就往母亲手里塞钱塞礼物，但做母亲的拿着钱就往地上摔，说这钱不干净。“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你好！”母亲苦口婆心地嚷嚷着说。

　　每个孩子在她心里都“般般重”。直到去年，年近九旬的赵巧云还帮着小儿子放羊。在她早年拉扯孩子最艰难的时候，曾有人要收养她的孩子，她哭了好几天，哪个也不舍得给。最后，她不得不带着最大11岁、最小6个月的孩子外出讨饭。尽管如此，每年春节，她还是会分给孩子们每人5分钱的压岁钱。“那日子，拔不出来的苦！”她如今回忆说。

　　但这一辈子，她可没想过放弃。这一次，也一样。

　　她又上路了。走得时间长了，腿肚子越来越硬，“突突跳得疼”。终于一步一挪地捱到了西华营，她有些支撑不住了，“累得像根面条”。眼看着一趟趟从西华营到西华县城的长途中巴打身边过，她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上了一辆。为此她花出5块钱。

　　这5块钱让她少走了近40里地。但西华县城到监狱还有好一段路，揽活儿的摩托车开价10元。“贵得吓人。”她嘟囔着。又开始闷头往前走。

　　终于，在离监狱不太远的地方，两个好心的姑娘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有人给她算了算，从她家到监狱大约110里地，她走了足足有70里。

　　当赵巧云踉跄着来到监狱时，下午探监的时间还没到。她就坐在门口等。她似乎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儿子。他总是在外流浪，很少回家，一到春节，她就苦苦地等他。她还记得自己吃的最后一餐肉，是去年春节年三十，跟大儿子一起包的饺子。

　　这回，她又等来了自己的儿子。当她被领进探视间，隔着双层玻璃，她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彪儿。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饶智

■赵晓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羡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经济大权；享受着男人的宠爱和关怀；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切，在事事讲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正呈现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存的复杂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还好，历史总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子和民族精英致力于对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们强调婚姻应该自由，包括离婚和结婚都应该自由，经过努力，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了。登报离婚、自由恋爱成为风靡一时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处的。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那个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这时的婚姻很多没有爱情的基础，要么是一种生存的简单联合，要么是一种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乡的知青屈从于当地的当权者，返城后为了生存又勉强组成家庭，这些跟感情没多大关系，都只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纷纷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后，过去的妻子想找他复婚，孩子也来套近乎，他坚决不理睬，说：不外乎看到我的补发工资嘛。政治运动对亲情的泯灭和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此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享有“半边天”的光荣，有了劳动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有了妇联的保护，有了国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权，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权利的此次跃升，更多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总体改善的副产品，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块——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爱情的条件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则更多地受金钱左右。上至各地诸侯，下至小老百姓，开口下海闭口经商和赚钱。此时的婚姻也就很数字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决定爱情指数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这一年代的经典流行语，长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多金的所谓“钻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场娇纵得不可一世。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开始水涨船高，希望她们挣钱自立；希望她们不要与自己争饭碗，起码不能比自己强；希望她们是母亲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医生；希望她们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

　　更糟糕的是，就在这女人走出家庭、踏足男权社会一展身手还不足100年的时候，忽然有人出来叫停了，要让“女性回家”。

　　方方面面的围追堵截，让中国女性地位面临着五四以来最为严酷的考验，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男人也需要解放

　　我见到的很多女性，包括很多事业有成、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压根就没有想追求真正的平等，她们只想享受“平等”带来的权利，而拒绝一切义务。

　　另一方面，今天，很多女性在经济上已经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了，但她们的精神并没有真正地自立起来。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强烈暗示和催眠，她们恨嫁、哀叹命运的不公、为某人的一个眼神而彻夜难眠。符合她们要求的男人多半已经名花有主，“情人”于是成了某些女性苦涩又难以摆脱的身份。

　　与她相识的人如果达不到她的心灵高度，看她就只能仰视，仰望她的人自然很难在精神上让她感到满意。而事实上，即使她们愿意，那些不如她们的男人也大抵不敢高攀。

　　在这种困境中，许多女性开始怀疑自我奋斗的价值，认为是条件太高制约了自己的选择，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行文至此，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当她原谅了丈夫的风流韵事时，全世界都认为她是在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委曲求全。但站在希拉里的立场上，我却似乎能理解这位伟大女性的别样情怀：

　　作为才华卓越的女人，希拉里一定有“高处不胜寒”的苦涩。因为只有克林顿是真正懂得她、欣赏她的人，这样的理解和欣赏，是别的男人不能给她的，与心灵上的心心相印相比，外遇显然是一个次一等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一提另一个出色的男人：彭蒂?阿拉亚尔维，芬兰总统哈洛宁的丈夫。这个男人当年和哈洛宁一样是低等秘书，15年后，他的职位不变，同居女友却已是国家元首。

　　但从未听过这个男人有什么不安和自卑，也不见芬兰人嘲笑他“吃软饭”。想象一下，类似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怎样？

　　一段有尊严、有质量的男女关系，是要靠两个能对自己负责的公民来维系的。当我们指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世故时，男人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心里还有或多或少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还在把女人当成宠物来养而不是当作人来尊重时，女性的物化就是必然的。

　　宠而不爱，是对女性最大的蔑视。

　　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男人向下择偶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女性怀疑自己能力的前提。人是环境的动物， 当自信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时，转变观念就指日可待。

专家视角

学者薛涌：女性回家合乎理性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妇女纷纷出来工作，要与男人平等。在这场运动中打先锋的，是白人妇女。如今，白人妇女再开风气之先，开始重新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时家庭妇女属于文化不高的一族，如今的家庭妇女，则是文化优越的阶层，文化低的反而当不起。

　　那么，她们为什么受了那么好的教育后要回到家里呢？她们回家，不是回到厨房，而是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高学历完全派得上用场。看来，家庭主妇和私立学校一样，已经快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了。

　　白人妇女这样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我以为这不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一般在这种家庭中，男人挣六位数的年薪，当妻子的出去工作挣那点钱，显得意义不大。

　　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下一代的教育竞争太激烈，即使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母亲全职呆在家中，也得全力以赴地教子。而这最终会保证他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回报远远大于付出。

经济学家钟朋荣：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第一，在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两三亿，必然有两三亿劳动力回家待业的情况下，与其让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上岗，而另一部分家庭夫妻俩都回家，还不如让男人留岗，女人回家。这样，有限的就业机会在不同家庭中进行比较均匀的分配。

　　第二，比较均匀的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分配，不是说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人上班，而上班的又必须是男人，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个人回家，而回家的又必须是女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究竟谁留岗，谁回家，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一部分家庭女性留岗，男士回家；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下岗；也有一部分家庭夫妻双方都留岗。但是，通过政策引导，绝大部分家庭的情况应该是：男人留岗，女人回家。

学者李小江：为何“妇女回家”的论调依旧？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依照一些人的私下说法，妇女解放像是有些过头，因此呼吁“妇女回家”，而且总是有些见地的男人在说话，他们认为：一则是为女人着想，双重负担太重，“回家”是缓解女性角色紧张的现成方式；二则出于为社会减轻就业负担考虑，在“下岗”已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回家”本身就像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不必多说，这样思考的主体仍然是男人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前者要女人重操侍奉男人的旧业；后者要女人腾出就业岗位，让社会仍然是男人的一统天下。批判已经多余，我只是想：怎么改革开放20年，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惟有“妇女回家”的论调依然如旧？

作家龙应台：真正的女性解放

　　真正的解放是女性知道自己的去向和潜能，而社会又允许她发挥她的去向和潜能。

　　如果一个女人的志向在于养小孩，而且社会也允许她专心地做个全职母亲，那就是解放了。如果一定要她去工作，反而不是解放。精力旺盛的女人，拼命工作，像热爱丈夫一样热爱工作，当然值得尊敬；小鸟依人的女人，百依百顺，渴望成为全职太太，不也令人羡慕？

记者  格尔/李北方

上篇：坐不住的收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ay 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其负责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给中国工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将位列全球之首。

这份报告给出的工资涨幅显然是按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得出的，但它的实现恐怕还要靠财税制度的改革，让一直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分配制度向百姓倾斜。

在经济学界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富民穷。这里的民穷是相对的。纵向比，百姓收入是增长的，197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2006年提高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年增长6.7%。但是和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长显得缓慢。

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以至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如果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最类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腰包，国富民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藏富于民。

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去年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美世咨询去年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除了印度之外，当年日本经济腾飞时的情况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系。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当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而从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工资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百姓不敢消费。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约为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美国的社会保障以市场为主体，但强大的家庭财富保障了居民消费的安全感。欧洲国家如荷兰等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和中国接近，但是欧洲国家大多是福利国家，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其公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使居民无后顾之忧。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住房、医疗、教育都逐渐走向市场化，居民个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这三项支出。

请让民富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飙，另一方面，国民个体收入与公共福利却严重滞后，百姓不仅收入增长缓慢，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60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或失业，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7000万股民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没有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客观上加剧了国富民穷的状况。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4%骤降为2005年的38%。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到现在，消费不振已经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日召开的发展高层论坛上，众多代表表示，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一个主要的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这一现状已有察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种种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使国富民穷的状况得到改善，财政支出正在倾斜。近两年，先是农业税减免，去年推出了新的医改方案，中止了医疗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转向政府主导，国家正努力让社会医保覆盖全民，经济适用房在批量推出，高等教育在重新评估学生的培养成本，这一系列运作，都需要以财政的大量支出为后盾。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又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这意味着，财政在企业所得税收入上将减少930亿元，这笔钱无疑是让利于企业和职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支出2019亿元，比去年增加247亿元……”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凸显对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的关注。

因为目前中国财政已经比较宽裕，加大在公民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空间很大，在公车、公款吃喝、培训旅游费上压缩一半，就是5000亿。

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让利于民，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只是在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对于社会发展和公平来说，重要的是第一次社会分配，即百姓的工资收入。

在上海市的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叶小英提出：“职工收入要与GDP增长同步，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要把职工的工资收入列为考核指标。” 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要找出一条可以扭转人们工资在经济总量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趋势的道路。这才是解决国富民穷问题，让百姓普遍受惠的根本。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中国要提高消费率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

财税制度的拐点

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部门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减小，其他部门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这是相互对应的。

财政集聚过多，占GDP的比重过大，老百姓的财富比重就会越来越低。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它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

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体现出较大的不公平性，且这种不公平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和工资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税收的增长水平却远高于GDP的增长，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达到20%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分税制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3年的12.6%到现在的27%。

在今年“两会”期间，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发言成为焦点，他认为，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幅为20%，GDP增幅为10%，这样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27%，是一个适当的比例。但如果保持现在的趋势，再过10年左右，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会达到40%。13亿人口，可以直接支配的只有40%的GDP，那就太低了。眼下要抑制政府财力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现在的比重应该说恰到好处，也恰恰到了转轨的时候。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

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认为，政府征税那么多，个人收入相对增长率低了，导致消费占经济比例下降，短期消费的比例接着往下跌，总有一天会跌到所有人都坐不住的程度上。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减税和猛拉投资的措施来增加个人收入。

下篇：政治出三农，经济出未来

“两会”结束后会见中外记者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他把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舰队，“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温家宝总理进一步解释说，“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着眼于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农民大部分生活困难，属于生活状况亟需改善的群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自履任至今5年来，以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破解三农难题，解决之道集中表现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

建设新农村，进而改善农民的生活，是中央关注社会公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总体方针的落实，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深层次上，这项国策对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到以国内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必将影响深远。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只要政策引导得当，农村将为消费需求的增长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早就指出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关注穷人和帮助穷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而且还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需要。”因为当前我国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形成了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的“过剩型出口”，这种过剩型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由于高收入者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消费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相对过剩。马晓河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新农村建设的国策行动，从正式启动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农民的收入有哪些增长，农村的消费环境有哪些改善，农村的消费能力有怎样的提高？记者就此采访了马晓河先生。

少花钱就是增加收入

马晓河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说话的严谨，喜欢使用数字。一个细节就可以将他的这个习惯体现出来：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马晓河会不时停下话头，为的是到书籍和资料堆里去找一个统计数字。

马晓河认为，农村的发展最终要表现在收入的增加上，农村消费的根本也在于收入的增长，新农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明显，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提高，达到3587元，与上一年相比增幅为7.4%，是1985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

国家投资进行新农村建设，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量资金开始向农村转移，进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消费需求的提升起到了作用：首先，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降低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使一定的收入用于消费的钱可以增加，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购买能力。而且，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增加后，农民发展经济的成本就降低了。

马晓河打比方说，农民有1000块钱，原本需要拿出500块用于修路打井，现在国家把这部分钱掏了，农民手中剩下的钱可以用于消费。农村修了水泥路以后，在生产水果的地方，运输机动车可以直接开到地头接货。没有路的地方，价格再低也没人去，有路的地方大家抢着去，价格自然就抬高了。根据马晓河自己到种菜或种水果的地方的考察经验，路好的地方农产品(19.77,-0.59,-2.90%)就能卖上高价格，农民的收入就能提高。

其次，具体到国家政策方面，税负的减免和补贴的增加也让农民手里的钱比以前多了，以前该拿出去的现在不用拿了，这部分钱因此成了农民收入。比如，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跟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减轻负担总计1250亿元，人均140元，这就相当于他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40元；中央对种粮农民进行四项直接补贴，其中去年粮食直补是142多亿元，综合生产资料补贴是125亿，中央良种补贴41.5亿，农机具补贴是6亿，这些补贴都以现金的形式发到农民手中，变成农民收入的一部分；为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国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2006年对西部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免除书本费，对住宿费进行补助。

从今年1月开始，全国全部取消义务教育学杂费。核算下来，相当于每个小学生年减轻负担140元，每个中学生年减轻负担180元。过去农民要拿钱出来给孩子交学费，现在不用交了，就可以把这部分钱用于消费；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推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国有50.7%的县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中央政府补贴20块，地方政府补贴20块，农民自己拿10块，今年的目标要达到覆盖80%的县。农民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省下来的钱也就可以用在消费上了。

最后，中央还有其他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的政策，如建立大型商品粮基地，开展路电水基建设等，2006年中央政府在解决用水问题上的投入比上年翻了一番，在修路上也投入了100多亿。另外，包括扶贫，中央政府也下了大力气，投入了不少钱。

马晓河说，概括起来农民收入增长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减税免税和补贴；二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增加；三是非农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农村建设开始以来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一方面，进一步的收益还没有体现出来。在给农民算这笔账的同时，马晓河不忘指出，农民收入的增量只有40%来自农业，60%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所以长期看，农民要增加收入，必须走出农村。针对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的优惠政策在某些地区引起了外出务工的农民向农村回流的现象，马晓河认为，回流搞农业是好事，应该肯定和鼓励，但全国去年进城打工的农民有1.18亿，劳动力转移的这个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农民有更强的消费倾向

收入得到了，收入的去向又如何呢？事实上，收入过度向富人集中不利于社会消费总量的扩大，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储蓄和财务投资；低收入者则不同，收入增加后，他们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

马晓河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到2004年，城镇20%的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由81.3%下降到64.1%，就是说近5年来，城镇高收入群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费的份额从18.7%上升到35.9%；同期内，城镇20%的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由88%提高到95%，这意味着5年来，低收入群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费的份额从12%下降到5%。帮助穷人，让穷人增加收入，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社会消费总量，缓解内需不足与外需过旺的矛盾。

依此类推，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里人高，农民收入每增加100元，农民用于消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城里人，拉动消费的能力也就更强。农民有了钱，首先要做的是买肉、买衣服、买摩托车，而不是把钱存银行。

马晓河用数据佐证了这个理论预估，去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为7.4%的情况下，农村消费总额达到26847亿元，比上年增长12.6%，2005年的数字是22082亿，增加值是2785亿。由于对农村的优惠政策从本届政府履任之后就开始了，近几年农村消费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前几年。2000年至2003年间，农村消费每年增加约1000亿，到2005年和2006年，每年增加都超过2000亿。

有研究指出，农村消费结构至少比城镇落后10年。消费是分层次的，吃穿和日用品等基本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而现代消费或叫新型消费，需求弹性比较高。消费结构从基本到现代的转换在城市已经基本完成，但对农民来说，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变期，即从过去以吃穿为主，正在向住、行、通信等新型消费上转换。虽然转换速度要比城市慢一点，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带动的消费总量是很惊人的。这种转换的发生和加速意义重大，它可以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不至于脱节，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经济体系健康发展。

目前，农民用于新型消费的弹性非常高，用于摩托车、手机、微型计算机的消费增长速度非常快。马晓河算过一笔账，2000年以来，农民每增加100元的收入，用于手机的消费就会增加150元，手机消费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2000年，每百户农民拥有手机4.3部，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0.2部，增长10多倍；家用计算机在2000年每百户农民的保有量是0.5部，到了2005年变成了2.1部，增长是4倍多；2000年每百户农民拥有摩托车21.9部，2005年达到了41部，翻了一番；彩电消费也在5年内翻了一番。

事实上，这5年间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一倍，但消费却以一倍或数倍的速度增长。另外，制约农村新型消费转型的因素主要是配套设施的不完备，比如电价高、电视信号不好、自来水不通等，制约了农民对耐用品的消费。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改善这个问题，“路一修，全村都买摩托车；电一通，好多人买彩电；水一通，就要买洗衣机。”农村的广大市场将带动消费需求的蓬勃发展，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无论速度多快，都是健康的。

资料图，图中为2003年的数据

《中国青年报》北京4月25日电  “衡量一家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是高是低，主要应看他的经营业绩好坏，给公司带来了多大效益。”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吴春波今天告诉记者，拿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比，进而得出高管薪酬过高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昨天有媒体报道称，8家A股上市银行2006年年报披露完毕，银行高管年薪均在百万元以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收入“最低”的是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年薪为101.4万元。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995万元年收入成为董事长中的首富，而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更是以561.8777万元的年薪，成为超过本行董事长年薪的董秘。

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银行高管薪酬高不高的争论。

有评论认为，上市银行高管不当高薪是在窃取股东财富。美国高管薪酬10年普增3倍，2005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369倍， 1993年是131倍，而1976年只有36倍，今年标准普尔前500家公司总裁的年收入，预期将比去年增加10％至15％。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也在上涨，尽管绝对数值不能跟美国比，但增长幅度仍然惊人。

资料图，图中为2003年的数据

资料图，图中为2003年的数据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日前接受和讯网采访时表示，几大国有银行高管是政府任命的，给他们如此高的年薪等于自己给自己薪水，问题比较多。其他小银行高管都是聘用的，之前已经谈好年薪问题，所以问题少。

易宪容说，不能说国有银行是业绩好了才给高管这么高的薪水，目前国有银行利润还是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所以给高薪不合理。

“要讨论上市银行高管薪酬高不高，首先得有个标杆。”吴春波今天说，首先要看上市银行效益如何。如果银行比往年下降，高管薪酬却在上涨，就有点不合适了。

几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按国际会计准则，2006年工行税后利润增长31.2％，中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2.38％；浦发行净利润3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民生银行同比增长43％；招行净利润增长87.69％，其他各家银行的增长均在30％至50％的区间内。

吴春波说，第二个要考虑的标杆应该是上市银行的薪酬制度。如果高管能得到多少薪酬已经董事会明确规定，高管拿高薪是当之无愧的。但如果高管凭借权力给自己定高薪，那么他肯定是在超越制度掠夺股东财富。

有网友说，现在的银行行长们，比的不是工作业绩，而是比同级人员的工资水平。一般员工平均一年只有2万元，比起动辄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各级行长们，真是少之又少。“建议国家要在国家独资银行企业高管人员工资方面实行立法，确立最高限额，确立与员工的比例，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该网友说。

在吴春波看来，最不讲理的做法就是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普通员工比。“银行员工为啥不拿自己的工资和农民比呢？和农民比，他们的工资绝对是高薪了。”吴春波说，银行高管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和普通员工不太一样。高管要承担高风险、高责任、高压力，要为公司和股东创造价值，当然也应该获得高回报。如果和国外同行比，国内上市银行高管的薪酬也许只是他们的零头。

还有人说，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和谐。吴春波则认为，和谐不是平均主义。以马蔚华为例，虽然他的薪酬在上市银行行长中居首位，但这个钱由他拿是理所当然的。“抛开公司效益不说，单看招商银行的管理和服务，就比其他银行好得多。”吴春波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不能简单将高薪看作是掠夺股东财富。在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对企业中任何一名员工即人力资源实行的是工资制，对企业中的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即人力资本实行的是薪酬制。前者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后者则是由董事会直接决定的。工资是人力资源作为劳动而享受的回报，而薪酬是人力资本作为资本享受的回报。

“中国的企业文化往往过多地强调平等，这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魏杰说。

上市银行董事长年薪排行

深发展 法兰克·纽曼 995万元

民生银行 董文标 452.89万元

浦发银行 金运 158.5万元

中国银行 肖钢 152.377万元

工商银行 姜建清 130万元

兴业银行 高建平 105.70万元

华夏银行 刘海燕 103.89万元

招商银行 秦晓不在招行领薪酬

上市银行行长年薪排行

深发展 法兰克·纽曼 995万元

招商银行 马蔚华 446.18万元

民生银行 王 世 174.47万元

中国银行 李礼辉 152.8657万元

工商银行 杨凯生 125万元

华夏银行 吴建 103.89万元

兴业银行 李仁杰101.40万元

浦发银行 傅建华 未领取全年薪酬

注：除工行和中行外，另外6家银行披露的均为税后收入。

□本报记者　史哲

　　
　　2007年3月23日4时20分，毛岸青在北京逝世，消息迅即传开，有人曾认为，毛岸青的离开会非常平静，但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放缓脚步，陷入沉思、悲伤，毛岸青的去世，使人们想起了毛泽东，并掀开记忆，毛泽东时代，是一段牵动中国人复杂感情，让中国人经历独特命运的年代。
　　毛岸青的去世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和前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毕竟，今天中国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毛泽东的继承者。毛泽东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确实，毛泽东对中国的意义和影响非同凡响，他已经离开中国人31年之久，他的后人现状如何，或许是理解毛泽东的一个视角。
　　
历尽苦难
　　五十多年里，作为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机会并不多。1998年9月，纪念毛泽东逝世22周年的活动，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露面，那时的毛岸青只能坐在轮椅上。之后，毛岸青出现了